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58句文案集锦】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

1、清末“开眼看世界”后，“国”与“天下”的地理范围再次分离。“国”仍指中国，而“天下”的范围则变成了全球，同时“天下”仍保留着文化意义上的解读。这样一来，“天下”的文化意义就具有全球伦理的地位。就顾炎武的思想而论，其天下观的夷夏之防，不以血缘论、不以国家论，而以道德仁义论。一方面，顾炎武在《日知录·素夷狄行乎夷狄》一文中承认不同种族之文化差异：“夫戎狄者，四方之异气也，蹲夷踞肆，与鸟兽无别。若杂居中国，则错乱天气，污辱善人。”另一方面，顾炎武并不盲目自大，也能够平心静气承认中华不如他邦之处，他在《日知录·外国风俗》一文中说：“历九州之风俗，考前代之史书，中国之不如外国者有之矣。”在顾炎武看来，儒家学说的精义不是中华民族特有的，而是中华民族所发现的具有共通性的人类道德价值，因此它具有普遍性。国家民族之差异，就如同家、国之建构，是显性的；而“天下”之观念，则是后面的基础，是隐性的。顾炎武对于夷夏之评论，从不以前者显性之差异立论，而是从后者隐性的化成天下来立论。这就树立了一种不以自我为中心的文化底色，这种文化底色对于确立全球伦理、建立人类文明共同体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2、每个国家其实都是存在着愿意为国奉献的人的，而且一个国家的发展过程也是离不开这些人的，如果丧失了这些人为这个国家的努力，其实这个国家是无法达到兴旺发展的水平的。每个人都需要奉献自己的绵薄之力，这个国家，这个社会才可以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所以这句话其实也可以被当作是每个人的座右铭，对于每个人的人生会起到不同程度上的积极影响意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

3、关于孝与义的联系，《孝经·广扬名》有言，“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这体现了仁爱的横推。顾炎武在《日知录·巧言》中也指出：“学者宜如之何？必先之以孝弟，以消其悖逆陵暴之心，继之以忠信，以去其便辟侧媚之习，使一言一动皆出于其本心，而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夫然后可以修身而治国矣。”孝和义虽然是不同的德目，但都是由同一个德性为源头。孝是最原始的德性发动，义则是德性发动之后的客观化、普遍化，是德性发动更为理性的表达。但这种理性表达，若没有孝为首发，则又难以获得长期稳定的维持，故孝与义又必然具有内在的联通性。

4、《大学》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三纲领、八条目。三纲领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而八条目包括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个方面。我们不妨先依从《大学》文本来分析一下“家”“国”“天下”的含义，然后再来考察顾炎武对“家”“国”“天下”的重点阐释。

5、《出塞》是王昌龄早年赴西域时所作。王昌龄所处盛唐，所以在其边塞诗中，多能体现一种慷慨激昂的向上精神，和克敌制胜的强烈自信。但是频繁的边塞战争，也使人民不堪重负，渴望和平，《出塞》正是反映了人民的这种和平愿望。

6、保家卫国少不了戍边的将士，当戍边的将士们“醉卧沙场”时，那种豪迈与旷达表现得淋漓尽致。

7、顾炎武是苏州府昆山千灯镇人，他本是顾同应与其妻何氏之子，因为堂伯顾同吉年少病故，无子，顾炎武便被过继给了顾同吉家，由顾同吉之妻王氏和嗣祖父顾绍芾抚养长大。嗣祖父顾绍芾很关心时事，经常教导顾炎武读邸报，引导顾炎武关心国家命运，对顾炎武的为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8、陆游是爱国诗人，他一生致力于恢复中原。他心中饱含着对国家统一的愿望和信念，至死不休。当年近花甲的陆游，还在想着，如果北伐，自己仍然愿意上战场拼搏时，人们不得不佩服他。

9、但人不能一直待在家中，在其成长过程中，需要不断更新场域。这样，就由家的场域拓展到国的场域。在国的场域内，人与人之间的具体交往相较家人之间大大弱化了，情感的味道就减少。于是，我们不能以熟人之间的情感互动来处理人己的关系，而是要秉持一种规范化的操作，这就是信义。“义者，宜也”，是应该如此；“信”是对应该如此做的，去真正落实践行。可以说，这种“义”的养成与孝悌具有同样的根源，只是剥离了熟人之间的情感牵扯，变得更加客观化了。

10、陆游在临死前依然告诉儿子，如果国家收复了失地，中原统一了，一定要告诉我。如果多点陆游这样的人，将是国家的幸事。

11、读诗•唐诗|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12、林则徐不顾年高体衰，从伊犁到新疆各地“西域遍行三万里”，实地勘察了南疆八个城，加深了对西北边防重要性的认识。林则徐所译资料中发现沙俄对中国的威胁。

13、言君子凡事专用力于根本，根本既立，则其道自生。若上文所谓孝弟，乃是为仁之本，学者务此，则仁道自此而生也。程子曰：“孝弟，顺德也，故不好犯上，岂复有逆理乱常之事。德有本，本立则其道充大。孝弟行于家，而后仁爱及于物，所谓亲亲而仁民也。故为仁以孝弟为本。论性，则以仁为孝弟之本。”或问：“孝弟为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否？”曰：“非也。谓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谓之行仁之本则可，谓是仁之本则不可。盖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个仁、义、礼、智四者而已，曷尝有孝弟来。然仁主于爱，爱莫大于爱亲，故曰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14、离家之后的顾炎武辗转各地，为反清复明而四处奔波。顾炎武这段时间的经历，可以从《剪发》一诗中得到印证，其文如下。

15、德性的发动，逐步构成并不断完善具体的生活世界，此生活世界包含家的场域与国的场域，家里面的德行以孝悌为主，国里面的德行以忠义、忠信为主。《周易·系辞下》说：“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人可以有不同的分工，树可以长出很多枝叶，但都是和谐的，这些都是人文化成的。人文化成的状态就是天下，或者可以说，天下就是人文化成的状态。

16、毅然驾舰全速撞向日本主力舰“吉野”号右舷，决意与敌同归于尽。倭舰官兵见状大惊失色，集中炮火向“致远”射击，不幸一发炮弹击中“致远”舰的鱼雷发射管。

17、“不破楼兰终不还”是每一个战士对国家忠诚的誓言。不打跑敌人，我绝不回来。

18、有了上述的铺垫，我们接下来终于可以回到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最直接的文本。在《日知录·正始》中，顾炎武在谈“天下”问题之前，先批判了魏晋时期的学风，他说：“讲明六艺，郑、王为集汉之终；演说老庄，王、何为开晋之始。以至国亡于上，教沦于下，羌胡互僭，君臣屡易，非林下诸贤之咎而谁咎哉！”在顾炎武看来，政权替换、君臣屡易等政治动荡都是竹林七贤等人的罪责。这些知识分子开了新的风气，而这套风气主张空谈，让人不去承担道德责任，不去实干，这就致使儒家做实事的风气慢慢衰亡了。接下来，顾炎武举了嵇绍的事例说明此风气下士人操守的败坏。“昔者嵇绍之父康被杀于晋文王，至武帝革命之时，而山涛荐之入仕。绍时屏居私门，欲辞不就。涛谓之曰：‘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时犹有消息，而况于人乎？’一时传诵，以为名言，而不知其败义伤教，至于率天下而无父者也。”顾炎武这里讲的是魏晋时候的旧事，其实暗指明清之际的事情，批评士人在不良学说的影响下，全然丧失了儒家道德的坚守，从而失去了对于侵略者的抵抗精神，导致亡国的悲剧。最后，顾炎武给出天下观的直接论述，其言曰：

19、(本文来源于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应用国学》)

20、爱国就是苏武的持节南望。当大漠的风将他的手雕刻得龟裂，当大漠的霜雪染白了他的双鬓，他依然手握节毛尽落的旄节，眼睛跨越千山万水，寻找着回家的方向。叛将卫律的威胁不能让他容色稍变，匈奴千金封候的许诺不能让他动摇片刻，因为他心中装着两个字“祖国”。为了这两个字，他把“生是大汉人，死是大汉臣”的信条铭记心间。于是我知道了，爱国需要一种坚毅的品格，它使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背叛自己的祖国。

21、在家的场域内的德性发动为孝，在国的场域内的德性发动为义。孝与义皆为德性之发动，但又是在不同场域内的发动，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22、促成了他抗英防俄的国防思想，成为近代“防塞论”的先驱。于是他明确向伊犁将军布彦泰提出“屯田耕战”，有备无患。他还领导群众兴修水利，推广坎儿井和纺车。

23、1931年，穷凶极恶的侵华日军踏进中国，积贫积弱、风雨飘摇的中华民族骤然陷入“最危险的时候”。生死存亡关头，中国共产d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一大批中华民族的英雄壮士用血肉在祖国的河山筑起了一道道不朽的长城。

24、可以说，“博学于文”是横向的，而“行己有耻”是纵向的。知识了解是前提，道德实践是方向，一横一纵，构成了人文化成的过程。这种人文化成的过程，也具有“天下”的文化意义。

25、在朱熹看来，“故为仁以孝弟为本。论性，则以仁为孝弟之本”，什么叫“为仁”？“为仁”就是把“仁”表现出来。以树为例，“仁”是树的根，形而上的树根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一旦有具体环境，这个根就会长出芽，这个芽就是孝悌，也可谓“端”，继而在此端上生发出诚信等社会公德。

26、梁启超对顾炎武的观点作了创造性地发挥，由于概括精炼且赋予新的内涵而得到广泛传播。时代在发展，“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八个字，也被赋予了被广泛而深刻的含义。

27、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就是要实现人民幸福……全面小康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小康，不能有人出现掉队。”宏伟的中国梦需要千千万万的普通老百姓为之奋斗。国家富强，最终体现为每个小家庭的幸福美满，新时代的家国关系，非常紧密。

28、曾国藩就是其中的表率，在修身上，他每天都写日记自我反省，可谓是“三省吾身”了，他也以同样的准则要求家人，通过家书和家训时时规训自己的兄弟和子女，形成了良好的家风，培养出了人品才能俱佳的子女。更重要的是，他将这样的准则一以贯之，治军治国，成为一代中兴名臣。

29、他一生辗转，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创立了一种新的治学方法，成为清初继往开来的一代宗师，被誉为清学“开山始祖”。顾炎武学问渊博，于国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仪象、河漕、兵农及经史百家、音韵训诂之学，都有研究。晚年治经重考证，开清代朴学风气。其学以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为主，合学与行、治学与经世为一。诗多伤时感事之作。

30、北宋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金人攻陷北宋首都汴梁，赵构逃到江南，在临安即位。当政者只求苟且偏安，大肆歌舞享乐。这首诗就是针对这种黑暗现实而作的。

31、“行己有耻”则是一种道德动力，顾炎武在《与友人论学书》中说道：“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耻”是反思性的，关乎道德感的底线，“耻”是对于错的纠正，而不是对于对的持续，这是一个基础性的动力。顾炎武强调不能空谈道德，有了“博学于文”的前提，那么“耻”的道德实践就要落实在具体事务上。

32、“致远”多处受伤全舰燃起大火，船身倾斜。邓世昌鼓励全舰官兵道：“吾辈从军卫国，早置生死于度外，今日之事，有死而已！”“倭舰专恃吉野，苟沉此舰，足以夺其气而成事”。

33、三是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英雄气概是为了祖国利益不惜流血牺牲的崇高精神。抗战时期，中国军民面对敌人的炮火勇往直前，面对死亡威胁义无反顾，表现出了中华儿女的英雄气概。

34、《后汉书·马援传》中马援“男儿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的誓言表现了其爱国情怀；唐代诗人戴叙伦的《塞上曲》“愿得此身长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表现了为国捐躯的豪情；令狐楚《年少行四首》“未收天子河湟地，不拟回头望故乡”展现了诗人保家卫国的坚定决心；宋代强敌环绕，靖康之变后，国土沦丧，无数仁人志士为此忧心忡忡，据《宋史·李纲传》载：宰相李纲面对金人入侵，痛心疾首，声称“祖宗疆土，当以死守，不可以尺寸与人”；据《放翁家训》载，陆游生于仕宦之家，家教讲究“廉直忠孝、世载令闻”，从小受其家风影响，一生心系失地，梦想早日恢复中原。他勉励子孙迁往边疆驻防：“南北会当老我悲不遇。子孙勉西迁，俗厚吾所慕……永为河渭民，勿惮关山路。”去世前所作的《示儿》“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更为千古绝唱。这些穿越了历史风云的诗句，记载了深厚的爱国情怀，历久弥新。

35、古诗《示儿》《题临安邸》《己亥杂诗》引导学生结合注释和相关资料，理解诗句的意思，体会诗人的情感。

36、漫天风沙，艰苦的边塞生活，依然没有磨灭他们的斗志，那是因为他们心怀对国家深沉的热爱。

37、京城也有未署名的书信，说某日火烧蓑城苇，率领两侧翼的士兵作乱，丞相就没有忧虑了。当时大盗刚刚暗杀了元朝左丞相阿合马，于是命令撤除城苇，迁徙瀛国公及宋宗室到开平。

38、因为在这种家国天下的观念下，家和国是统一的，不是分裂的，家和天下也是统一的，不是分裂的。大国崛起的实现离不开每个人的努力，而国家要想增强这种凝聚力，也应保障每个人的小民幸福。这里面不是个人主义，也不是集体主义，而是超越在这些之上的最高理想。个人价值的实现永远是和天下国家连在一起的。

39、人体所有的生命信息都会汇聚于脊柱，上通大脑，下联四肢，中间管理五脏六腑，是人体的要塞，是信息传递的通路，是人体信息“高速公路”。也是营养物质上达大脑的运输管道，同时也是人体的第二条生命线。人们一生的健康和命运兴衰都系与此，脊柱与大自然24节气合序，通过对脊柱和足部的望诊、触诊可以精确判断出疾患所处，来构建你的能量场，给出健康解决方案。

40、顾炎武的天下观并非凭空产生，而是和他的生平经历有很大的关系。顾炎武经历的国仇家恨，是他深入思考儒家学说的现实契机，从而为他进一步锻造天下观做好了现实准备。

41、在现代社会中，企业以及各类组织类似于传统社会中“家”“国”这一层次，其在顾炎武天下观的体系中属于有形的构建，但此有形的构建，又为无形的道德发动的突破口。就这些团体而言，其需要知道在天下观的基础上，团体自身具有的道德责任和道德使命。由内向外，逐渐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即恪守职业道德、深化团队文化、拓展社会服务：恪守职业道德是天下观在团体中表达的基础模式，即德性发动凸显于团体的基本需求；深化团队文化则是进一步深化团队的使命，比如确立企业愿景、树立未来发展方向等；拓展社会服务则是如实地发挥服务社会的功效，不断扩大团体对于社会建设的作用与影响。

42、所以我们在生活中其实是需要用正确的价值观来进行引导的，我们不能十分自私地活在这个世界上，国家给我们提供的便利条件，其实是很多的。我们也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对于这个国家进行回馈，虽然我们的能力是有限的，但是维护这个国家的社会治安和文明发展，是我们可以做到的，并且这些小事在生活的过程中就可以得到一定的落实。

43、嗣祖父、嗣母相继去世后，顾家门第日微。后来，顾炎武又遭遇了家仆卖主求荣的祸事，被告发私通抗清武装，并因此锒铛入狱。后幸得亲友鼎力解救，得以免祸，但从此也无法在家乡立足。

44、所以儒家就提出来“仁、义、礼、智、信”这些基本的素质、素养，并以身作则，管理好自己的家庭。然后通过“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样的方法波及开来，推己及人，最终实现天下大同的最终理想。这就需要让我们每个人，首先从自我培养、素质提高做起，将来同样可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就是儒家的理念

45、秋瑾是鉴湖女侠，她生活的时代，国家生活在风雨飘摇之中，国土沦丧，列强虎视耽耽，面对着祖国沉沦，秋瑾并没有因为自己是女子就袖手一旁。

46、此诗作于唐代宗广德元年(公元763年)春。当年正月，安史之乱结束。杜甫听到这消息，不禁惊喜欲狂，手舞足蹈，冲口唱出这首七律。全诗情感奔放，处处渗透着“喜”字，痛快淋漓地抒发了作者无限喜悦兴奋的心情。因此被称为杜甫“生平第一快诗”。

47、曹植虽为一个文士，却心怀建功立业的志向。这首诗塑造边塞游侠奋不顾身、不畏牺牲的卫国精神。

48、本单元的语文要素是“结合资料，体会课文表达的思想感情”。学生在中年级已经学过了查找、整理资料的基本方法，本单元的教学重点是引导学生结合资料，更深入地理解课文内容，体会课文的思想感情。

49、《少年中国说》(节选)引导学生结合资料了解写作背景，理解课文的意思，并通过查找资料，了解百年来为国家富强而奋斗的杰出人物故事，了解中国人的强国梦想。

50、2020年是完成脱贫攻坚的关键之年。这不仅仅是人类历史上的壮举，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加强农村建设，谋划乡村全面振兴……每一个议题、每一项新政，都与民生息息相关；国为民想，国为民谋，当国家的发展目标与民众的奋斗目标协调一致时，国家实现了富强，全体百姓就能富足安康。上下同心开新局，击鼓催征再出发。新时代的家与国之间形成了和谐共生谋发展、奔赴康庄同偕行的美好关系。

51、她用诗句说出自己的心声：人们休要说女子不能成为英雄，连我那挂在墙上的宝剑，也不甘于雌伏鞘中，而夜夜在鞘中作龙吟。

52、德性是根本，孝是苗芽，义是枝叶。德性之根本，就体现在苗芽与枝叶上，最好的状态是三者都可以发展完善。但退一步讲，当三者发展不完善时，若有所取舍的话，那么宁愿没有枝叶而有苗芽，也不要没有苗芽而有枝叶。在第一种情况下，如果说某人只知道爱家人，不知道爱国人，那他的德性就没有真正开拓出来，没有真正客观化，还需要进一步涵养审察。但即使如此，他对于家人的爱也是有其根基的，不能轻易否定，儒家的“父子互隐”就是注重保存父子之间的这层关系；同样，儒家还有尊重遗民的传统，这也是看重遗民对于前朝的忠诚具有德性的意义，这些都体现了儒家对德性发动的重视，保存根苗比保存枝叶更具有价值。在第二种情况下，如果说某人只知道爱国人、爱统治者，而不知道爱家人，则儒家大致认为这种状态是危险的——因为其中有很大可能是为了其他目的在作伪。比如说，人爱自己的身体胜过爱别人的身体，这是人情，但竖刁不惜阉割自己讨好国君，这违反了人情；开方舍弃了做千乘之国太子的机会，父亲去世都不回去奔丧，也违反了人性；易牙为了满足国君的一句戏言，不惜烹了自己的儿子，更是违反了人情。竖刁、开方、易牙三人不爱其身，不爱父母，不爱子，自然也不可能爱国君，重用此三人的齐桓公最终被他们饿死在宫中，导致齐国大乱，丧失了霸主的地位。

53、至元十九年(1282)，福建有一僧人说土星冒犯帝坐星，怀疑有变乱，不久，中山有一狂人自称“宋主”，有兵千人，想救出文天祥。

54、《圆明园的毁灭》引导学生查阅资料，深入了解圆明园的历史、文化价值，感受作者的痛惜之情。

55、林则徐生活的年代，清政府的统治已经风雨飘摇，列强的渗透让他忧心不已。他心怀对鸦片的痛恨，对国家的忧心。林则徐抗英有功，却遭投降派诬陷，被道光帝革职，发配伊犁，效力赎罪。他忍辱负重，在古城西安与妻子离别赴伊犁时，在满腔愤怒下写下此诗。

56、杜甫虽然是一个文人，自己过得也不好，但是，不论处于何种境地，他对国家和人民的充满关怀，这种精神让人敬重。安史之乱后，国家一片破碎，杜甫看着这一切，悲从中来。

57、孔子的思想以“仁”为核心，“仁”在儒家思想中占据重要地位，但《论语·学而》上载：“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这句话在表面上似乎突出了孝悌的重要作用，与“仁”的核心地位相矛盾。对此，宋代大儒朱熹在《论语集注》中给出了自己的解释。